近未来：可能生活
高世强
2020年国际跨媒体艺术节（第六届）的主题为“近未来：可能生活”。这是我们以艺术和想象力为方式，主动向未来发出的邀约。
众所周知，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叠加到近年来波谲云诡的国际纷争背景之上，不但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更几乎使得整个世界在所有领域都空前地呈现出一种非常态的超现实氛围。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内心感受中对于“日常”的那种稳定感变得可疑，“日常”作为一个问题被凸显，它的稳定和连续似乎不再是天经地义的。因而人们对未来的感觉，对历史的走向，甚至对已成为习惯、几乎成为意识本能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基础，都产生了难以把握的困惑，萌生了强烈的不确定感。
不确定和不安全感仍在持续。甚至在相当长时间内，这种感觉所产生的不适或许将一直伴随人们。为了应对这样的新问题，为了面对时代的特殊挑战并作出积极回应，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邀请一批著名的中外当代艺术家和年轻的跨媒体艺术学子一起，主动地向未来发出邀约，向不确定提出挑战——通过本届跨媒体艺术节，我们运用洞察力、想象力、创造力和行动力，以前瞻的视野、以艺术为方法，探索“近未来”视域中人们的“可能生活”。
什么是“近未来”？一般而言，近未来（Near Future）是标定科幻小说题材的一个时间概念，泛指“不久的将来”（以科幻时间维度而言，“现在”之后的100年左右可理解的人类世界）。但是在我们这里，“近未来”不是科幻，至少不全是。“近未来”首先是一个历史概念，它向相信时间是一道绵延长河的人展开。它不但居于即将发生的现实之中，还是可以变化、可以改造的现实。因此，对我们而言“近未来”是可操作的对象，是一种实践的方法——我们不但以创作参与现实，并且可以用想象力为现实加多一些东西。通过持续不断地创作和展示，我们相信不但可以参与到塑造未来的实践，并终将能够或多或少地按照我们的意愿和想象，影响即将到来的现实，从而塑造我们的“可能生活”。
10多年前的一个午夜，我在320国道开车时突发奇想，如果李白穿越到此时，站在马路边看我开着车以他无法理解的速度掠过，将作何感想？从这里想开去，我对过去、现在及未来的相互想象和相互建构产生了兴趣——我们的日常很可能是古人的奇观。由此推之，未来的日常亦可能是今日之奇观。如何建构今日之奇观，一定程度上即是如何塑造未来之日常。这让我意识到，站在当下的时间节点，向前看（近未来）和向后看（历史理解）其实都是充满想象力的一种建构，是一种主动的实践行为。
由此延展，就有了一种观察：我们当前的生活现实，几乎就是沿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好莱坞科幻电影所提供的物质规划，以及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好莱坞科幻片所构想的社会机制蓝图在发展，并逐步地将之现实化。几乎可以说人类对于近未来可能生活的想象力设计，已经被好莱坞“垄断”了。尽管在好莱坞的想象与生活现实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单向度影响，而充满了复杂得多的互馈、互动和互涉，好莱坞科幻工业依然垄断性地将人类对于未来的想象导向了一种单一的科学决定主义。不管是科学悲观主义还是科学乐观主义，都是科学决定论的，这是以300多年来在人们心中所形成的普遍又坚固的科学崇拜为底色的。
这种科学崇拜默认了科学会无限进步，科学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差别只是社会学和政治学层面在具体运作上的差异。但无限进步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姑且不论人类科技被锁死的种种有道理或没道理的假说，近年来科学实践的一个规律是，关键性的科技突破总需要越来越巨量的资源消耗和金钱投入。这在逻辑上就会同时产生两个可能的结果：其一是集权式的蚁群社会终将在体制竞争中获胜，人类将生如蝼蚁；另一个可能是，总有那么一天科技的发展会碰到一个临界点，即人类社会（即使是蝼蚁般的社会）哪怕是整合和穷尽了所有资源和财力，也无法承担面对科技屏障时所需的巨量资源消耗——那将是一个崩溃的时刻。
此外，近未来的“好莱坞科学主义脚本”，其底层逻辑还有一个二元式的“人本主义死结”：好莱坞的价值观决定了它的科幻产品一定是人本主义的。而从人本立场出发，注定了人类是要与所身处的外在世界相对抗的。在这个设定中，看不到人与外在世界所形成的对抗性螺旋升级之外的任何可能。不管多么乐观，这个螺旋朝向的并不是人定胜天。
近些年中国科幻小说异军突起，作品中宏阔的宇宙视野和精妙别致的中国式想象，深深地震撼着读者。刘慈欣的《三体》《流浪地球》、陈楸凡的《荒潮》、江波的《湿婆之舞》《银河之心》《机器之门》……一部部堪称经典的杰作，虽然也是科学主义的，但在人本问题上却流露出不同于西方想象力的中国气质。不少作品远远超越了人本立场，体现着与天地相融、与宇宙“大道”相洽的开放性。这些科幻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中国式想象力，给予我们巨大的启发。尤其是对待科学、对待人类和对待世界的态度，体现着某种文化理解层面的独特共性，发人深省。这促使我从上溯文化脉络的路径思考近未来的问题，也使我意识到，必须将视野扩展到科学之外，人本之外。这种扩展的视野并不反科学，而是对包纳了科学和非科学的更为广阔的可能性天地进行探索。
基于上述的经验和认知，我自然而然地把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山水精神”中所包含的审美性生存哲学、物我一体的世界观，与对未来可能生活的讨论联系起来，希望找到一条中国式的想象力道路，以之主动地参与到建构近未来的各种设计中。希冀在“近未来设计”方面与好莱坞展开话语权博弈，进而一定程度影响并塑造即将到来的现实。
“近未来”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不但为我们主动地塑造未来提供了勇气，也为主动地塑造现在和过去打开了可能。我们往往透过研究历史来标定当下，其实，也可以通过探讨未来的诸种可能路径与情势，来定义或规约我们当下的行动。“近未来”的概念给了我们一个视角，让我们可以从空间的角度审视时间。我们甚至可以站在“近未来”的角度，对历史这已成为过去且似乎确定无疑的“事实”，有一个全新的理解，甚至重塑。一旦以“近未来”的逻辑理解现实，那么过去、现在、未来似乎就共时“平摊”在我们面前了，它们相互影响、干涉、回馈，并彼此塑造。于是我们获得一种识见去打通过去、现在与未来，从而有可能主动、全面地塑造自我以及诸众那看似“命定”的存在纹理。因此，“近未来”是一个积极的观念，同时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概念。
以“近未来”作为方法论工具，我们通过创作实践积极地设想未来、设计未来，进而创造未来。我们将用艺术创作、策划和一系列大型展演活动，与观众和公众进行深度交流与对话，为尚未到来却也即将到来的“可能生活”，注入积极的活力、乐观的希望和无畏的勇气。
第六届国际跨媒体艺术节于2020年10月31日在中国宁波美丽的东钱湖畔隆重开幕，展期为10天。本届艺术节将由两个展区、六个展演板块和三场国际学术研讨会组成。两个展区为“韩岭展区”和“东钱湖教育论坛张永和建筑艺术展区”。六个展演板块分别是“国际跨媒体艺术邀请展”“国际青年影像作品展映”“虫洞日志”影像展、“烟火行星”装置作品展、“意识圈”开放媒体展以及跨媒介巨构——“DISEGNO：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之歌”。其中“国际跨媒体艺术邀请展”板块，我们将邀请超过8个国家和地区约15位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参展，而“国际青年影像作品展映”则是面向全球青年影像艺术家征集作品，最终会遴选出30部左右的短片，在艺术节期间展播。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实验艺术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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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文化报
数字社畜的尽头，是数字游民 近未来
中午 12 点 20 分，一群肤色各异的男女老少走进酒店会议室。门口的指示牌上写着「会议时间：11 点」。
人们的脚上，有的是帆布鞋，有的是人字拖。纽扣衬衫、西装外套和工装短裤、背心混在一起。会议室在酒店的 19 层，从落地窗向外看，是泰国曼谷洒满阳光的城市天际线。
最后，44 个人挤满了会议室，喝着啤酒或红牛，聆听关于系统管理、直销、外包和「灰帽黑客」的演讲。
这些衣冠不整又不守时的人，收入中位数一般都有六位数，正在「度假式」参加来自世界各地互联网创业者的分享会。这是「数字游民」马克·曼森（Mark Mason）亲身经历的一次难忘的会议。
除了曼谷，拉斯维加斯、柏林、东京、迈阿密……类似的会议和组织层出不穷。
利用互联网远程工作，叫「数字游牧」，其从业者被称为「数字游民」。「数字游牧」不算新，但在 Covid-19 暴发后，已经成了全球最热门的生活与工作方式。
想想看，在巴厘岛的海边，一边喝着冰汽水一边工作，累了就下海游一圈，唯一担心的就是电脑散热不太行——是不是特别「凡尔赛」、而且人人真心艳羡的那种？
「每周工作四小时」
选择「数字游牧」的人，全职和兼职都有，主要特征就是一边旅行，一边工作。
Covid-19 已经持续了三年，远程办公成了「新常态」。「数字游牧」这种「边度假、边工作」的趋势由此抬头。
为迎合这一趋势，全球超过 25 个国家推出「数字游民签证」：和旅行签证一样方便申请，但允许持有人在目的地国长时间居留并从事本职工作。
欧洲及加勒比海地区一些高度依赖旅游业、经济体量较小的国家，率先为「数字游民」大开绿灯。很快如阿联酋、巴西和意大利等国也有样学样。
「数字游民签证」在各国的具体名称不同——德国和捷克等国家称之为「自由职业者签证」，冰岛叫「远程工作者长期签证」，葡萄牙叫「独立工作者及企业家签证」。
不同国家的申请条件也不一样，一般而言，申请人要缴纳旅游保险，提供在职证明和收入证明。申请费用会依照国家不同、居留时间长短而出现浮动，从 200 美元到 2000 美元不等。
只要能「出国」，「数字游民」剩下的事情就是在哪工作、工作多久、住在哪里的执行问题了。
数字游民的工作常态，工作量不饱和，气死要员工回来坐班的马斯克
工作地点，可以是公共图书馆，联合办公空间，也可以是咖啡店，反正有速度快的免费 WIFI 就行。工作时间表也非常灵活，无需朝九晚五，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开工，按照自己的节奏和心情安排日程。
不少城市成立了「数字游牧社区」，数字游民可以长租，也可以办公，还可以交友。
国内比较知名的社区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的「DNA 数字游民公社」，加入者一般是自由职业者，渴望自由的乡村生活。公社也会组织公益性的活动，为村里办报纸，开电影放映会等。
美国畅销书作家蒂莫西·费里斯（Timothy Ferriss）在《每周工作四小时》一书中，把「数字游民」称为「新富人」。
「新富人」是经济全球化和高速通信技术的受益者，每周只需要工作四个小时，就能实现生活和工作的平衡。
《每周工作四小时》，上市时是《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商业周刊》畅销书榜第 1 名
「新富人」的定义并不准确。一开始实践「数字游牧」生活的，多是早些年在互联网「淘金」发家的人，像币圈炒家、黑客和独角兽公司的创始人，资本的回报率非常高，实现了工作地点自由，因此才有文中开头的曼谷参会者「身家超过六位数」。
如今「数字游民」的群体已经大大扩充，和过去「背包客」类似，算不上「新富人」了。
不见得要财力雄厚，只要赚的钱足够覆盖旅行食宿的支出，「游牧」就可以立刻开始。
新名词，老面孔
不是所有的线上工作，都适合「数字游牧」。
目前来看，「数字游民」从事的职业，不外乎撰稿、设计、写代码和营销这四种。关键是，在没有「数字」的时代，这四个工种也有大量的自由职业者。 「数字游民」和自由职业者的根本区别，只在于是否出门「看世界」。
从灵活就业的便利，以及高风险、低保障的就业条件而言，「数字游民」和「零工经济」很接近。
一开始，零工经济也是「新富人」的玩法。「新富人」需要一份对冲职业——时间自由、财务分散、无视组织约束。对冲是一种奢侈品，适用于那些生活中本来就有太多吸引人的选择的「成功者」。
零工经济刚在美国流行时，波士顿学院的社会学教授朱丽叶·B.肖尔（Juliet B. Schor）采访了 43 名受访人，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从 Airbnb、Turo（相当于汽车租赁界的 Airbnb）和 TaskRabbit（日常工作分包应用程序）赚钱。
她发现，他们绝大部分都是白领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零工经济依托于垄断性互联网平台的「发包」模式，投资人大笔投入，平台疯狂烧钱，早期进入的「玩家」，收入都相当可观，吸引了更多谋生而不是「玩票」的人进场。
疫情第三年，很多失业者只能依靠“零工经济”谋生
渐渐地，零工经济成了谋生者的唯一选择。像印度的外卖送餐员，经历了送餐应用程序 Swiggy 带来的「高期待」的滑落。
该应用程序承诺为送餐骑手提供高达 5 万卢比（约合 660 美元）月收入，但随着疫情扩大，经济低迷，汽油涨价，如今的送餐员基本处于「赚不到钱」或者勉强维持温饱的状态，而这份工作没有医疗保险、社会保险等任何保障。
相比之下，「零工经济」从业者阶层下移的现象更为明显：它们从「新富人」的对冲游戏，变成了失业者再就业的「救命稻草」。
「数字游牧」已经不再是「新富人」的专属，但还没有像「零工经济」那样阶层下移的那么严重。
一是由于这一类工种以脑力劳动为主，从整个社会的收入阶层来看，也是排名中上的；二是由于其「看世界」的性质，包含了身份的建构，会吸引更多「波希米亚」分子的加入。
身份的焦虑
职业身份意义重大。
耶稣的职业选择，是后世身份理论的基础。加利利地区的木匠属于半技术工种，不怎么稳妥，赚钱也不容易，但他是上帝之子，万王之王，是拯救人们罪孽的人。
两种迥异的身份在他身上结合，一个人既可以是走街串巷的手艺人，也可以是最圣洁的人。
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有同样的经验，同时拥有毫不相干的身份：世俗的身份来自职业、收入和他人的评价，灵魂的身份取决于他的道德素养和精神追求。
高难度摆拍，我等打工人千万不要模仿
即使世俗的身份再平庸、再低下，灵魂的身份依然可以保持高贵。两种身份的差异，对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都是充满救赎的安慰。
19 世纪「诞生」的「波希米亚人」，就是灵魂高于世俗的时代显影。这是一个作家发明的、用来抵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群体。 他们是今日「数字游民」的先驱。
一大群游荡在剑桥、马萨诸塞、威尼斯和加利福尼亚的人，极端讨厌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比如升官发财；极端重视对自然和自身感受的体悟，比如搞艺术。
「波希米亚」精神在 20 世纪最大的回响，是「垮掉的一代」。
杰克·凯鲁亚克当众嘲讽那些「领口紧紧打着领带，被迫每天凌晨在米尔布雷或圣卡洛斯赶 5:48 分的火车，去旧金山上班」的社畜，大肆称赞「大路之子，观看运货列车隆隆驶过，体验天地之大以及感受古老美洲的重量」。
「垮掉的一代」代言人杰克·凯鲁亚克，其名言“我还年轻，我想上路”启发了几代人「看世界」的愿望
「波希米亚人」的传统也是搞社区。社区才能确保他们接触的人都是真正的朋友，而不是满脑子「知识经济」的家伙。因「波希米亚」社区闻名于世的地点，有巴黎的蒙帕纳斯，伦敦的布卢姆茨伯里、切尔西，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和威尼斯的海滩。
「数字游民」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来自「波希米亚」灵魂高于世俗的准则对主流社会的挑战。这一职业身份，也就成了 21 世纪信息社会里「波希米亚人」的时代显影。
当游民们在世界各地的海滩上仰望星空，敲下一行行代码，那些令人窒息的「内卷」、「996」、高通胀、能源危机、瘟疫和战争，都在灵魂的喜悦下变得微不足道。
身份的焦虑普遍存在。如何定义「成功」，今日的标准和过去数千年历史上的标准，差别不是很大。人们对身份的需求，是毋庸置疑的，但人们如何满足需求，并在满足自己需求和社会标准之间做出选择，是值得思考的。
「数字游民」希望在固定的标准下，尝试一些新的身份等级，并试图告诉其他人：不是只有一种方式才能证明一个人的「成功」。
不过别忘了，一个人如果当得上「数字游民」，他已经算半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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