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海日报｜金立手机出售印度业务；东南亚时尚电商 Zilingo 拟启动新一轮融资，公司估值4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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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司
金立手机出售印度业务
The Economic Times 援引内部高管消息，中国智能手机品牌金立(Gionee)将其印度业务出售给金立印度(Gionee India)的少数股东 Arvind R Vohra 和印度手机制造商 Karbonn Mobile，并达成一项长期品牌授权协议。根据该协议，印度合作伙伴将拥有10年以上使用金立品牌的权利。此前，Vohra 及其家族已持有26%的金立印度股份，此次则将收购其余74%的股份，交易预计将在未来2-3周内完成。据了解，此次收购金额预计将在2900-3625万美元之间，其中1812万美元为品牌授权费用。
Vohra 及 Karbonn Mobile 掌门人 Jain 向贸易伙伴表示将在印度10月份的节日季前重振金立品牌，推出功能丰富但廉价的智能手机与当地市场领头羊小米展开竞争。业内人士对此表态并不容易。
据媒体报道，由于拖欠供应商款项，今年一月金立集团董事长刘立荣的全部股权（41.4%）被冻结，冻结时间为2018年1月10日到2020年1月9日，冻结期2年。在此之前，金立手机的业务已经危机重重，此次印度业务售出，是否能够实现翻盘，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趋势&政策
花旗银行亚洲布局：深耕数字化服务，削减实体支行
据 CNBC 报道，花旗银行近期在亚洲大力布局数字化业务，目前进一步深化其信用卡业务的数字化运营方式。截止2018年第一季度，花旗银行实现了其在亚洲地区第七个季度的增长。支撑这种势头的正是花旗信用卡业务的增长，这也正是花旗三年前决定将其运营方式“数字化”的结果。
花旗银行亚洲区信用卡及个人贷款业务主管 Sergio Zanatti 强调，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银行可以更有效地锁定目标客户，并使其留存更久。这意味着该银行将更多的预算用于数字广告，并加大其与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合作，建立在线申请信用卡的系统。
花旗银行目前正在关闭不少亚洲实体支行。而事实上，其业务发展正在劲头。这正代表了未来花旗在亚洲地区的发展趋势：用随时随地可提供的线上服务逐渐替代固定场所获客的比重。
新加坡星展银行10月进军印度
星展银行（DBS Bank）宣布今年十月将在印度开设其分支机构。这也将是印度第二家将本地业务转变为全资实体的外资银行。
据了解，印度央行(RBI)2013年出台新规后，毛里求斯国家银行(State Bank of Mauritius)去年率先在印度设立分支机构。此次星展银行接力，计划未来一年内在印度当地增加50家分支机构和70家银行网点，以扩大业务范围。此外，银行还计划招聘600-800名新员工，以满足其业务需求。
SG Bike 提交共享单车营业执照申请
联合早报讯，SG Bike 已向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提交营业执照申请，这也是新加坡境内第一家提交执照申请的共享单车公司。据了解，ofo将在本周内提交申请。摩拜（Mobike）目前正在准备中，但也表示会按期完成执照申请。
新加坡陆交局规定，凡需提供“无车桩”共享单车服务的从业者须在7月7日前申请营业执照，逾期无牌者除立刻停业外，还需面对最高1万元新币的罚款及六月以下有期徒刑。陆交局将于今年第四季颁发执照。获得执照者可提供长达两年的服务，在此期间陆交局可限制公司的车队数量，并要求公司采取行动确保用户不乱停车，否则仍将面临罚款、甚至撤销营业执照的惩罚。
SG Bike 是新加坡本地共享单车公司，2017年8月开始提供服务。目前共经营1500辆单车，主要分布在北部和东部一带，如三巴旺、义顺、宏茂桥、武吉班让、勿洛及东海岸等地区。
东南亚明星公司动态
东南亚时尚电商 Zilingo 拟启动新一轮融资，公司估值4亿美元
KrASIA 援引知情人士信息，Zilingo 计划启动新一笔融资，募集金额预计为5000万美元，公司目前估值已达4亿美元。在前4轮融资中，Zilingo 共融得8200万美元。本轮融资距离最近一笔C轮融资仅仅只有两个月，也反映出东南亚电商发展之迅猛。
Zilingo 创立于2015 年，是一个为东南亚市场建立的时尚生活电商平台。秉承“移动先行”的概念，发展一年后平台即获得2000 多个卖家入驻。截至目前，公司业务范围已经拓展到香港、泰国、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及澳大利亚。Zilingo 公司的核心理念是为那些小型但独立的线下卖家提供线上平台。对于那些进驻平台的卖家，Zilingo 给予全力的后期支持，包括：成立一个在线卖家中心，为卖家提供App，卖家可用此App 上传产品清单、管理库存、安排取货、对用户提供客服服务以及进行市场营销等。
新加坡 KV Asia Capital 启动第二支基金，计划募资5亿美元
Dealstreetasia 援引业内人士消息，KV Asia Capital 计划启动其第二支基金——KV Asia Capital Fund II。本期基金计划募资5亿美元，是其第一支基金所募集款项的近2倍。当前，KV Asia Capital 正在确定第一支基金的最后一笔投资，KV Asia Capital Fund II 将在之后推出。截至目前，KV Asia Capital 官方尚未就新基金事宜发表评论。
KV Asia Capital Fund I 在2013年8月完成最终募资2.63亿美元，超过最初设定的2.5亿美元目标，投资方包括养老基金、捐赠基金、金融机构及家族理财机构。
KV Asia Capital 成立于2010年，在马来西亚和印尼(新加坡以外)设有办事处。该公司专注于在东南亚的中端市场进行投资，主要是收购和少数股权投资。该基金由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前全球私人股本主管卡拉姆•布塔里亚(Karam Butalia)和前渣打银行(SCPE)和摩根大通(JP Morgan)亚洲私人资本(Private Capital Asia)总裁维博哈夫•帕纳迪克(Vibhav Panandiker)共同发起成立。
KrASIA出品。
金立破产负债280亿，供应商难度年关，质疑其转移资产要追查
本文由AI财经社原创出品，未经许可，任何渠道、平台请勿转载。违者必究。撰文 / © 周路平
编辑 / © 赵艳秋
这是一场没有信任的交锋。
11月28日，金立召开债权人会议，会议只邀请了债务在8000万元以上的供应商，摸底他们对金立破产重整的意见。金立第二大股东卢光辉和负责法务的副总裁徐黎出现在现场，潜在重组主导方富海银涛董事长武捷思主持会议。
现场有供应商提出，要把债务追究清楚，才同意破产重整。在富海银涛此前提出的重整思路中，他们建议原股东放弃一切权益，金立归全体债权人所有。但供应商的顾虑是，“如果实际上公司的钱已经被抽走了，我们怎么追回他们转移走的资产？”
武捷思的态度很明确，如果不先同意破产重整，法院不会介入，也就无法搞清楚金立的债务情况。武捷思曾任职深圳市副市长、广东省省长助理，有资本重组经验。他在现场明确提出，只有债权人大部分同意进行重组，他才会正式进入。
为时两个半小时的会议就是一场没有信任的交锋。在经历过去一年的风波后，刘立荣和金立16年建立起来的商誉，已经在与之共同成长起来的供应链体系面前全面坍塌。
01
追债之路
2018年9月，被金立欠下债务、苦苦煎熬了近一年的供应商终于在香港见到刘立荣。刘很谨慎，供应商去香港见他，他安排车子接到某个酒店，在大堂见面，结束之后再安排车子将供应商送回。谁也不知道刘立荣住在哪里，也不答应私人见面。
当天，供应商代表去了五六个人，他们和刘立荣在酒店大堂聊了两个多小时，刘立荣坐在椅子上，眯着眼睛，说话声音小得可怜，整个人看起来很憔悴。去香港之前有些人准备在刘立荣面前大哭大闹，但看到刘立荣精神状态，都反过来安慰他。
“金立供应商基本上是行业佼佼者，这些老板都是很善的一群人，原本都很支持刘立荣，现在这样是因为刘立荣自己太过分了，又传出了赌博的事，个人出现了信用危机，导致大家都不相信他了。”张立仁说，他也是当天去香港见刘立荣的供应商之一。
刘立荣说他回不了内地，有人要搞死他，他也不想再面对牢狱之灾。刘立荣是坐过牢的。当年金正总经理杨贵平因为走私的问题，负责渠道的刘立荣被抓进去关了两个月。
刘立荣当场答应每个月拿出5000万给大家救急，但后来金立财务总监何大兵不同意，理由是重组期间不能支付款项。
这也是令供应商恼火的地方，重组拖了一年遥遥无期，潜在的重组方从5月份国资背景企业接盘，到7月份重组方案进入尾声，传了一轮又一轮，“从一开始以月为单位，到后来以周为单位发布消息，甚至供应商会被告知，已经谈妥了，就等刘总签字了。”
“我认为刘立荣是操盘手，左边是财务，右边是法务，这两个人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演双簧。”供应商李洋说。
外界一直盛传，金立危机的触发导火索是刘立荣赌博，输了十几亿，甚至上百亿。但碍于面子，这些供应商都没有当面提起赌博的事。不过舒庆阳透露，金立一直有“赌文化”，公司只要在外面开会，从老板到下面的人都嗜赌，包括斗地主，下面的人下三五百赌注，而刘立荣这些高管输赢的金额多达数十万，但这对刘立荣是小打小闹。
张立仁在抽烟间隙问起了赌博的事，刘立荣沉默着，没有正面回答，说了一句“对不起大家”。
自从金立出事之后，张立仁与刘立荣沟通倒是频繁起来。最近一次，张立仁把一篇写刘立荣在塞班赌博输了上百亿、最后一把直接输了7亿美金的文章发给他。刘立荣回复说，“太夸张了”，然后又说，“针对我个人的，对重组不影响”，“有人想致我于死地”，他还特意在后面加了一个呲牙的笑脸。
姜天也一起去香港见了刘立荣。他们都是“小本买卖”，以前他们只能接触到采购和财务部门的人，只是谁也没有想到，最终会因为债务问题与这位曾经的商界大佬见面。
他记得刘立荣说，金立内部股东有矛盾，并当场表达对供应商的愧疚，“他说他今年46岁，还有几年，希望再给他机会。”姜天回忆，刘立荣当时要供应商配合他。
在金立资金链断裂之初，刘立荣曾试图引进战略投资方，希望有像拯救乐视那样的白衣骑士出现。但一些供应商听说，刘立荣面对潜在战略投资方的想法是全部打包。“不追究责任，人家要追查，他就不干了，因为他想掩盖挪用公款的事。”这让战略投资都没谈成，金立又改为公司重组。
张立仁说，金立前期公司重组没有成功，很大原因是股东内部矛盾太深。自从刘立荣犯下大错后，其他股东都想让他自己承担。“中国人你知道的，大难临头各自飞，夫妻之间都这样，更何况股东呢。”
很多供应商与金立合作超过十年，之前刘立荣给他们留下了好印象。舒庆阳当年遇到资金困难，过年发不出钱找刘立荣周转，刘当场给了他几百万，还问他够不够。张立仁评价，刘立荣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找他解决问题，有求必应，没什么架子。“认刘立荣这个人，不然我怎么会赊这么多帐给他？”
2017年底，在金立资金链危机被爆前，刘立荣发布8款全面屏手机
但对于这次金立危机的处理，张立仁对刘立荣感到失望。“刘立荣虽然把企业做这么大，但他的心里承受能力和抵抗风险的能力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没想到他会这么弱。”
在金立十几年的发展史中，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危机。在张立仁的印象中，金立在2008年和2014年都因为刘立荣退居幕后，出现过资金或转型的危机，但在供应商和渠道商的支持下，金立最终挺过了难关， “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可是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刘已经没了之前的劲头。
“哪怕明天要死了，你今天也要给我硬气一点。”张立仁说，刘立荣和供应商面对的事性质差不多，都是致命打击，但刘的精神状态远没有他们好。
2017年底，当欧菲科技踢爆金立资金链问题之后，张立仁还去刘立荣的办公室找过他，两人聊了40多分钟，“那个时候（刘立荣）已经站不起来了，精神很差。”刘立荣把手机短信给他看，说没钱了，账户都被别人冻结了，也付不了供应商的货款。
2018年5月27日，慌乱的供应商开了第一次外部会议，商量追债对策，开会地点选在了位于龙华的一位供应商的办公室，这里靠近惠州、东莞和深圳市区。当天来了五六十个人，一个会议室都没有坐下。最早有供应商发现金立账期延期时，便与五六个熟悉的供应商建了群，沟通债务进展，聊着聊着，加入的人越来越多，直到现在，群里面已经有了一百多家供应商。
与当年乐视拖欠供应商债务普遍在数十上百万的情况不同，金立供应商被拖欠的货款大多在几百万到几千万之间，还有一些过亿。比如，金立拖欠欧菲科技6.23亿，这大体是这家上市公司2017年全年的利润。但欧菲科技和天马这些金立大供应商被中小供应商拒之门外，“他们只顾自己，不顾大家”。
如今，一些中小供应商仍然埋怨，正是欧菲科技的公告成了压死金立的最后一根稻草，并引起大面积恐慌，金立的账户和资产轮番被冻结，应收帐款收不上来，更无法支付供应商的欠款。尽管同样是金立的债权人，但大债主和中小债主之间也存在不同诉求。
四五十家供应商在2018年9月去了深圳信访办，然后被拉到福田区信访办，最后这批供应商被送到了深圳香蜜湖街道办，这是金立深圳总部的辖区所在地。街道办给供应商和金立财务总监何大兵拉了个群，要他们协商解决。但何大兵罗列一堆困难，大意是“当下没有钱给你们”。
要债之路经历一年，供应商们心急如焚，最终似乎只有两条路：如果金立破产重组，他们债务换成股权，需要漫长等待，且只能寄希望重整方把金立带出泥潭，在业务上有突破，而眼下很多人已经揭不开锅；如果直接破产清算，他们的债务会损失惨重。
供应商卓颖还见到了金立小股东聘请的投资方，他们被授权操作重组事宜，在小范围内试探供应商的口风，当时提出的方案包括债务打五折但一次性付清，或者拿着应收账款自己去收钱。
如何既能快速解决债务问题，又能最大化保证债务得以兑现，是所有人都在挣扎的地方。
02
晴天惊雷
周六的午后，深圳延续了多日的阴天，卓颖独自坐着，逼仄的办公室被货物和纸箱塞满过道。
她个人的办公室被玻璃墙与外部隔开，一条墨绿色棉质围巾丢在沙发上，这是之前给金立做的随机附赠礼品。旁边玻璃柜中陈列着给手机厂商们生产的小物件，包括十几块钱的自拍杆、抱枕、双肩包和保温杯，这些用于手机销售时的赠品。办公室里除了电脑桌、茶几和沙发，已经没有了多少活动空间。
卓颖看上去消瘦，一边整理货物一边叹息，“这些债我们怎么去还嘛？”等她坐下来时，眼眶发红，气氛几次陷入沉默。
卓颖与金立合作了8年，金立给她带来了充足的订单和稳步增长的销售额。这种蜜月期一直持续到2016年，当时金立已经开始付款不利索，到期拿不出钱的情况越来越频繁。
2017年10月，卓颖给金立交了最后一批货。金立当时有逾千万的货款没有给，卓颖本不愿再发货，但金立采购部门的人告诉她，“很快就会有一笔几百万的货款到账”。于是，最后一批几百万的货发给了金立，最终这笔货款连同之前的1800万元一分也没能收回。
卓颖去年就告诉跟着他打拼多年的员工，给大家分股份，然后换一个新办公室，地点都找好了。他自己打算退出来，开发其他项目。她甚至计划着再买套房子，送孩子去国外上大学。
而这一切都随着金立危机化为乌有。她的目光几次望着玻璃门外，工位空无一人，现在公司除了几个愿意留下的老员工，其他人都离开了。
卓明一直很懊悔，责怪自己太傻，在最后一批订单的竞标报价中，察觉到危险的同行都报了一个远高于市场的价格，只有她按正常价格往上报，最后她中标了，也中枪了。
她也后悔没能在2017年底去金立堵门要债。有次她独自去了深圳时代科技大厦金立总部，发现根本没有人搭理她，也见不到刘立荣和何大兵。她后来才知道，别的供应商都蹲守到凌晨一两点，把刘立荣堵住了才要回一点钱。有一家电池厂甚至直接带工人堵门，拿到了几百多万元。而如今，这条路已经被彻底堵死。
这也是其他一些金立供应商最懊悔的地方。他们做事有分寸，本不想用“上门闹事”的方式讨要欠款，但不成想，这让他们丧失了最后一次可能讨回一些欠款的机会。
2017年12月14日，金立大供应商、上市企业欧菲科技紧急召开投资者电话会议，率先踢爆金立资金链断裂一事，称“已对金立申请了财产保全”，推倒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之后，金立资产相继被冻结。
金立崩塌几乎在一夜之间，打得很多人措手不及。“做实业15年，到现在所有的积蓄全没了。”卓颖的供应商知道金立的消息后，全部跑过来向她要债。一位浙江供应商甚至带着人跑到她家里，另外几个彪悍大汉坐在她的办公室里，他们是受人之托来要债。卓颖咬着牙，凑了点钱把他们打发走。
卓颖每次想起这件事，就感觉到痛苦，常常半夜惊醒。她毕了业来深圳，从底层打拼到企业总经理的位置，2008年自己出来单干，本来可以好好生活，现在一落千丈。他至今还瞒着老家的父母，兄弟姐妹都是后来看新闻才知道。
“太累了，太难了，真的不要去做生意了。”卓颖喃喃自语，现在钱要不回来，债还不上，大单接不了也不敢接了，只能接点小活维持生计。她没有办法像刘立荣那样一走了之，“一下就搞到解放前了，搞得一无所有。”
姜天最早与金立之间的业务往来可以回溯到2013年，不过拖欠账款的情况在之前很少发生。
姜天现在不得不贷款经营，只有勉勉强强让公司先滚动着，才能有一线活的希望。“我们去外面借债都借了几百万，每个月都要付好多利息。哎呀，说起来都是泪啊！”姜天一声叹息，之前赚了点钱，现在全部搭进去了，“我们以前很良心地在经营，现在倒成了负债经营。”
与舒庆阳约见面地点时，我下意识地找到他名片上的公司地址。他尴尬地说，公司已面临停产，重新在市区约一个地点。
舒庆阳开着他老婆的车，他上个月把自己的两辆奔驰卖了，100万买的开了两年只卖了50万，把房子也拿去抵押贷了一百万出来。金立欠了舒庆阳1000多万，舒庆阳又欠着自己的供应商900万，他只能自己垫付。
“我真恨不得拿刀捅了他。”舒庆阳拍着方向盘，忿忿地说。供应商并非不懂得感恩，只是刘立荣这种处理方式让他们难以接受。
金立东莞工厂曾是一流的手机工厂
“一个大企业不只面对他自己。我们一个讨债供应商群里就有165家企业，它们身边有1650家、16500家企业在关注，这背后是几十万工人，这是很大的信用危机。”诸多山穷水尽的供应商表达了这样的担忧。
欧菲科技公告发出来、金立资产被冻结后，张立仁整个人懵了，在家整整呆坐了4个小时。尽管这之前，他已经知道金立很艰难，但欧菲的公告一出，“真是绝望了”。
我见到张立仁时已经是晚上10点，他刚从南京出差回来，因为飞机晚点，前面约的几位客户一直在办公室等待，当我到达他的办公室时，他还在见最后一位越南的客户。张立仁英文不好，两个人打开手机通过翻译软件在交流。
从2017年底到现在，张立仁熬了一年，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没有一家金立供应商睡着觉的。”他说，“中国制造业老板很苦，基本上都是晚上12点钟以后回家，赚的都是血汗钱，而不是什么快钱。我们只面临两个字——生与死，不存在稳不稳。”
张立仁感叹这一年老了十岁，两边开始有白头发，掉发严重。张立仁大学毕业来到深圳，白手起家，在村中村租了两层农民房，在短时间内做到了行业前几名。他是个非常勤奋的人，每天工作不低于14个小时，凌晨3点才能睡着，8点半起床，“实体真的是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不好干，“时时都在考虑自己的后事”。
2016年，张立仁的企业做到了几亿元营收规模，已有券商和会计事务所进来，准备在2020年走完上市流程，而因为金立事件一下全没了。
他把房子拿去做了抵押，把很多值钱的固定资产卖了，1200人缩减到了400多人，“只能说暂时熬过来了”。张立仁是个很有格局的人，遇事不慌张，他在讲述这件事情时一直保持着平静和理性。金立危机给他的企业经营带来了连锁反应，一方面造成他的供应商挤兑，另一方面又是业务断崖下滑，以及自身的产业转型。
相比于屏幕、芯片这些强势零部件厂商，损失惨重的中小供应商往往都在技术门槛不高的行业，他们话语权不强，经常需要垫付大量资金，抗风险能力很差。而这些大客户出现危机，对他们都是灭顶之灾。
金立拖欠了张立仁近亿元，他欠了别人1.2亿。这个资金大到令人难以接受，“一次性得把你的筋抽掉了”。张立仁所在的企业一年营收六七个亿，但也扛不住将近一个亿的坏账。金立的钱可能要不回来，而自己欠供应商的钱却不得不去面对。
10月22日，东莞一家电源制造厂发公告称，由于受金立公司拖欠货款以及行业大环境的影响，公司决定从2018年10月20日起停工停产。
03
向生而死
金立2016年的年会在海口召开，舒庆阳在内的五六十家供应商到了现场，喝茅台，住五星级酒店，冯小刚和徐帆夫妇也出现在现场。金立拖欠了几个月的货款，也在年底一次性付清了。舒庆阳当时感受到的是欣欣向荣，完全看不出大厦将倾的危机。
至少直到2017年12月10日，刘立荣还在保持着运筹帷幄的姿态。当天，刘立荣受聂卫平邀请，在新浪总部参加了第二届商界棋王赛的半决赛，刘立荣对阵乐工场董事长杨乐涛，技高一筹的刘立荣毫无悬念地赢了。
刘立荣热衷围棋是圈内人尽皆知的事，他甚至连续数年赞助围棋甲级联赛。不过他在上一年也参加了第一届商界棋王赛，爆冷败给了打酱油的新浪副总裁。而刘立荣参加第二届比赛，似乎铁了心要拿下棋王的荣誉。
按照比赛进程，刘立荣将在12月11日出现在决赛现场，对阵上一届棋王、台湾矽品科技董事长林文伯。但刘立荣缺席了第二天的决赛，他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给金立提供摄像头和指纹模组的供应商欧菲科技，因为金立债务延期，向银行申请了资产保全。在此之前，欧菲科技已停止向金立供货。而此后几天，欧菲科技的股价一直跌跌不休。
根据当时外界流传的说法，金立已经欠下了200多亿债务，在最近一次与债权人的会议中，富海银涛披露的数据是281.7亿元。这也是令很多供应商费解的地方，一家前几年还有利润的公司，为何会突然欠下如此巨额的债务。刘立荣告诉前往香港要债的供应商，金立一直在负债经营，只是外界不知道。
这种说法，在后来《证券时报》采访中，刘立荣亲自证实，金立手机从2013年开始一直在亏损，在2013年到2015年，金立平均起来每个月亏损不低于1个亿，到2016年和2017年每个月亏损不低于2个亿。“费用大，产出不大，持续负现金流，一直在通过银行输血。”
令人费解的是，金立曾在2016年发行过10亿元的公司债券，当时披露的财务数据显示，金立在2016年还有13.3亿元的净利润，2017年上半年的净利润还有7.6亿元。在金立破产之前，谁也不知道到底是刘立荣在说谎，还是之前的财务数据经过了美化。
但可以肯定的是，最近几年，金立在手机主业遇阻，对外的投资却越来越多。
金立曾是一家单纯的手机企业，操盘手刘立荣在手机事业上非常勤勉。在功能机时代，波导、夏新这些明星企业因膨胀太快，轰然倒塌。但刘立荣性格沉稳，从2002年年届30岁创建金立，通过电视购物广告的轰炸和四六线城市的渠道，带领公司低调地“活”了下来，2010销量仅次于诺基亚和三星，成为国产第一，可比OPPO和vivo风光。
活得最长的手机企业，是令刘立荣很自豪的一件事，他自己曾多次提及。
2017年中国市场手机销量排名（来源：网络）
但2011年横空出世的小米以及在市场上猛烈进击的OPPO和vivo，在随后几年给金立带来不小的冲击。小米开创了在互联网上卖手机，并提出要颠覆渠道层层加价的模式，这让金立这些靠渠道起家的企业感到恐慌。而OPPO和vivo与金立相似，重视渠道，并在品牌、产品和营销上步步紧逼。
2013年，就在金立与OPPO、vivo竞争最胶着的时候，空降金立三年的清华高材生卢伟冰被任命为金立集团总裁。“刘立荣想像段永平那样做甩手老板”，舒庆阳分析。
退居幕后的刘立荣并没闲着，而是开启了自己的资本运作之路，投资房地产和金融。制造业不好做，他可能想为金立拓宽道路，活得更好。
2014年，金立以7.1亿元竞拍下位于深圳前海一块土地的使用权，并于次年开始建造金立大厦。同年，金立还投资9000万元获得微众银行3%的股份，2017年以12.18亿元购入南粤银行的股份。
前海金立大厦与顺丰总部相邻
但就在刘立荣转向资本运作的两三年中，金立手机业务被OV和小米大幅反超。根据市场调研公司IHS Technology的统计，2016年OPPO销量达到9500万部，vivo为8200万部，小米为5800万部，金立是4000万部，已经不到OV的一半。
2015年底，刘立荣决定再次出山，掌管金立大局。不轻易服输的刘立荣私下对相熟的记者说：“这两年我离开的日子也做得不错，比如前海金立大厦，成本不到15个亿，现在价值超过50个亿。”不过他话锋一转说，“做那些事我没有自豪感，我还是希望把金立这个品牌做好。”
与之前做实业志在必得、比较纯粹的刘立荣相比，踏上资本运作道路之后的他，整个人显得要焦虑沉默一些。
张立仁也发现刘立荣的变化——人飘了。“很多企业家都死在这，周围都是捧你的，没人说坏话。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所以什么事情都敢做，也没有底线了。没有人能把他拉回来。”
张立仁分析，金立之死很大一个原因是不务正业。“什么叫正业？就你是做哪一行的，一定要做精。刘立荣这几年就是到处投资，因为投资的钱比制造业好赚。但制造业的老板不亲力亲为，你这个企业一定会死。华为任正非、格力董明珠、娃娃哈宗庆后不想退么？他们也想退，但中国都没有完全意义上的退，因为老板是布局者、掌控全局的人。”
到了2017年，一边是要源源不断输血的投资，一边是自身手机主业造血能力的下滑，金立的债务像滚雪球般在加大。再加上金融环境收紧、赌债，很多问题已经捱到了最后时刻。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刘立荣“金立一直在亏损经营”的这套说辞买账。“再蠢的CEO都不可能做这么多债务出来，难道刘立荣一个老江湖就这么蠢？”谌权盯着我，期待给他一个回应。
他的愤怒溢于言表，而这种情绪在大部分供应商身上都存在，他们始终不相信，成熟老练的刘立荣真的会因为赌博而导致公司走到现在的绝境，也不相信是经营不善导致金立猝死，他们更相信刘立荣在转移资产，怀疑他借赌博的名义洗钱。
舒庆阳一直疑惑的是，刘立荣说自己赌博输了十几亿，但这些钱是如何出去的？大额资金的流动，银行和外汇管理局的监管在哪里？没有人能够回答他。
对于这家没有上市的公司，账目仍是谜团。一位供应商听说，做包装的供应商专门给金立做过一批没有印字的空白纸箱，金立的账目被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而2017年12月，金立在资金链断裂的节骨眼上，还更换了财务系统。
金立旗下原本有一家叫金立创投的公司，也已于2018年1月更名为新基地创投，董事长从刘立荣更改为吴昊天，吴是金立的副总裁。“这个公司明明是金立的，当时有一二十个亿的资产，现在独立开，是不是把资产剥离出去了？”舒庆阳说，广州、中山和湖南等地的渠道商还欠了金立数千万，这些钱是否已纳入金立的资产里，同样无人知晓。
但张立仁不太认同刘立荣转移资产或洗钱的说法。因为刘立荣和他妻子名下的资产都被冻结，承担连带责任，转移资产如果被坐实，况且这些钱还不是他本人的，他将面临法律制裁。而在他看来，富人最在乎的是两样东西：名誉和自由。“如果刘立荣真的为了钱，他早就可以退休或者把公司股份卖了，没有必要靠转移公司资产的冒险做法。”
04
商业黑洞
金立危机在引发着社会信任危机，也暴露出制造业的艰难。
“你说我的东西做得不好，不让我干我也认了，但我干好了，你不给我付钱，这个才是真正的制造业瓶颈！”谌权所在的企业决定收缩手机业务，把重心转向其他高端产品。他也开始做更严格的风险把控，包括尽可能减少与国内企业合作，尽量做海外业务。
这是谌权第一次与金立合作，他所在的企业给金立提供一种小部件，从头到尾几百万元，没收到过金立一分钱。
他是一家外企事业部的总经理，金立是他对接的业务，债务危机将直接影响他个人的信誉和晋升。而作为职业经理人，他从基层业务员做到事业部总经理的位置已经花了13年时间。
“中国的商业承兑是可以跳票的。”谌权拿来金立的商业承兑汇票去银行，发现金立的账户已经没有钱，汇票成了空头支票。2016年，工商总局还给金立颁发了“国家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的荣誉。
按照金立“3+6”的付款规则，前三个月是正常的账期，后6个月是商业汇票承兑日期。张立仁在今年拿到过金立数百万元的承兑汇票，他把汇票转付给他的供应商，但金立的银行账户已经无法兑现，最终他不得不又垫付了空缺的资金。
彭锦涛已经没有心思经营他的工厂了。他是典型的广东商人：低调，务实，不喜欢接触媒体。他的工厂在深莞交界的一个工业园里，一楼是模具车间，二楼是行政办公室，三楼和四楼也是生产车间。当天直到上午10点半，彭锦涛才出现在厂区，也是因为现在公司不忙，他才愿意出来和媒体聊聊天。
彭锦涛也算倒霉，第一次接金立的单子，近千万的货款一分钱没收到。他给金立提供手机辅料，货交了，账期到了，钱却没有如约而至。
他在2014年就察觉到手机行业不好做，慢慢转型做智能穿戴和健康产品，金立的生意是他朋友在2016年介绍过来的，由于自己的转型一直不成功，又加上朋友推荐，便接了金立的单。
彭锦涛很委屈，2016年美国制裁中兴让他的企业产生了近300万的坏账，2017年又碰上了金立套进去近千万。彭锦涛打算把工厂卖了，无奈现在也没人接盘。他以前每年能做七八千万的营业额，今年两千万都不到，还把之前几年赚的全部还了回去。
“做不好生意是我们自己的事情，碰到这么多无赖还能怎样？”这是令他们感到失落的地方，金立的债务危机，直接击垮了他的信心，“工人的工资越来越高，利润越来越薄，还动不动跑路。”
卓颖的怒火在于，金立明知道付不了钱为什么还要拼命下单？而且礼品不是手机生产的必需品，但金立在爆出资金危机前夜，订单不降反增，自拍杆的订单量从原来每月一两千个变成了一两万个。直到2017年9月，金立还给卓颖下了50万个抱枕的订单，这也给她增加了600多万的债务。她后来怀疑金立把礼品加价转卖给经销商，通过这种方式回款，缓解资金压力。
学费之高昂令人难以承受。舒庆阳雇佣了几十名工人，一年做1000多万，净利润七八个点，除了房租和税收，勉强能养活员工，可能年底还有点钱给几个负责人发些奖金，而遇到这样的灾年，“基本上十年白做了”。更让他郁闷的是，金立债务遥遥无期的时候，因为起诉金立，他花了10多万的律师费和将近50万的诉讼费，但赢了官司却被法院告知，没有可执行的资产。
“如果能够解决我的供应商问题，我把厂子给他，我现在也50多岁了，无所谓了，我有地方住，勉勉强强比以前我们在老家好过一些，也没事。”舒庆阳说，这些中小制造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很差，服务不了几个大客户，还需要垫付大量资金，而一有风吹草动，面临的就是生死危机。
在金立事件中，这些受害的供应商起初都是因为信任，采用了赊销的经营方式。但经济学家、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从这个事件，看到当前企业风险意识的薄弱，“市场在变，竞争环境在变，个人是不可靠的”。而在他看来，赊销是一种高风险的经营方式，企业要责任自负，除非能举证企业存在欺诈或者资产转移等违法行为。
而在这场环环相扣的危机中，这些供应商已经不自觉地有了风险意识。
“现在谁不付50%定金，有多远你滚多远。”彭锦涛满肚子的怒气地说。“如果有多的几百万我就不做了，过点小日子算了。”卓颖不愿再过这种刀口舔血的生活。
但眼下，要如何度过即将到来的年关，成了他们最大的难题。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供应商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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